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为中国音乐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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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为中国音乐带来了什么?...《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为中国音乐带来了什么?

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很少有如1919年五四运动那样,清晰地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的事件。

尽管中国文化在内外交困中早已被拆解为一个个支离破碎的晶片,但是在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与挑战,传统因子依然是现代性成长中难以避免并不得不依赖的条件。

它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深刻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还撞击了人们的心灵,让人们高声呐喊着同过去告别,满怀激情地走向光明的未来。

从1919年至2019年,五四运动已经爆发一百周年,这一特殊的时间点,为我们重新回顾、总结五四时期音乐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机会。

从选曲填词到依词作曲

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

五四运动后不久,在中国音乐界,出现了以萧友梅、赵元任为代表的留学归国的作曲家、以黎锦晖为代表的受中西方音乐影响成长起来的本土作曲家和以刘天华为代表的民族器乐演奏家兼作曲家这一群体,他们构成了当时中国音乐创作的主力军。

这一时期作曲家们以从选曲填词到依词作曲的创作转变,开启了中国原创音乐创作的实践之路。

20世纪初新式学堂中的小学音乐课

李荣寿把毕生的精力倾注在音乐领域,在音乐创作、教材编撰、理论研究和音乐教育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音乐教育领域,他是关心学校乐歌教育的代表。他在调查分析当时学校乐歌教学实际的基础上,指出“不懂作曲法随便作曲;不懂乐式乱填词;唱歌发音不良;不明白五线谱就翻译;弹风琴只用单音”但选曲填词这种形式存在的问题。在音乐创作方面,李荣寿集中于歌曲和钢琴曲体裁,并有《作曲大概》《作曲研究》等理论著述。即如李荣寿所讲:“往往悲哀的乐曲,填以快活的歌词;勇壮的乐曲,填以静穆的歌词;西洋名家的乐曲,填以不通乐理的文字,东洋鄙劣的乐曲,填以我国名家诗句。”(李荣寿《我对于我国学校乐歌当改良底刍议》)

李荣寿

李荣寿的《新声》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积淀,是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民族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体现了他的民族音乐情怀;同时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该作品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启示意义。

萧友梅

而留学归国的萧友梅,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相继出版了《今乐初集》《新歌初集》等歌集,这些歌集中的曲调,“纯是比按歌意创作而成,自无词曲互舛之处”,采用五线谱的记谱法并配以钢琴伴奏。他还依据当时的国情,设立了多个学科组,不但传授西方作曲理论及表演艺术,而且还传授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技术,为中国现代音乐高等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许多后人为之效仿的创举(梁茂《中国近代专业音乐创作的开端——纪念萧友梅逝世四十周年》)。

赵元任

对赵元任来说,美妙的音乐无处不在,留学第一天日记载:“时日开学。七时起,八时钟楼鸣钟,成复音调,极谐”。

赵元任一生业余作曲一百三十余首,萧友梅赞扬他为“中国的舒伯特”。音乐家贺绿汀在《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序言中评价道:“像这样一位从事理科、文科研究博学多能的学者,对音乐来说,顶多是个业余的了,但是他的贡献却远远超过许多时尚的作曲家和理论家。……他是语言学家,他的创作在词曲结合上有独特的见解与成就,值得后代人认真学习。”

图为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局部,画面上五位学术大师左起分别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赵元任1926年创作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被称为“时代曲之祖”,作词刘半农,词曲浑然无间,饱含着海外赤子怀念祖国和亲人的深情,至今都是音乐院校教学和音乐会上表演的保留曲目。赵元任与刘半农友谊极为深厚,刘半农去世,赵元任作挽联哀悼:“十载奏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此联感情真挚,语义双关,堪称人间绝品。赵元任的音乐代表作品还有《鸣呼三月一十八》、《尽力中华》、《海韵》、《也是微云》、《卖布谣》、《小孩儿不小歌》、《西洋镜歌》、《厦门大学校歌》等。

图为画家罗小珊创作于2009年的《清华四导师》局部,左起: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和梁启超。

黎锦晖

黎氏家族是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上不得不提的一群人。中国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即是由黎锦晖创作的《毛毛雨》。黎锦晖创作的歌曲总是先让女儿来唱,这样便成就了黎明晖,使她成为中国歌坛的第一位流行歌星。这首歌曲虽然在当时非常流行,但却被名作家鲁迅形容为“捏死猫”的“鸡猫子腔”。此曲分头段及尾段于1927年12月以钻针唱片A/B Side面试,后于1932年再以钢针唱片A/B Side复刻出版。此外,他创办的明月歌剧社还培育了王人美、黎莉莉、白虹、周璇等日后的巨星。

黎明晖

从推广国语到开创一种新的音乐形式,黎锦晖的努力,已经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他为中国歌舞音乐走向现代拉开了序幕。而黎明晖以自己的歌声为中国的现代流行音乐拉开了帷幕,她与她的歌声一起成为了永不磨灭的经典记忆,而她成就的那段沉香,也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最早的滋味。父女俩在音乐上的相辅相成,共同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不可磨灭的珍贵资产。

从选曲填词到依词作曲,甚至专业作词者的出现,开启了音乐创作的新阶段,为之后进一步的中西音乐融合、中国风味的探究等音乐特性的探寻做了铺垫。

将西方技法引入中国音乐创作

1920年,萧友梅(右一)归国时在“南京”轮上

留学西方的萧友梅、赵元任等作曲家受西方音乐创作模式的影响,将西方的体裁形式、创作技法引入到中国音乐的创作中。随着在创作实践中的不断摸索,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在中西音乐融合的创作中突出中国民族音乐的特色。这也成为了历代作曲家们不断探索的主题。

萧友梅著《和声学》自序

萧友梅认为民族性是“音乐的骨干”,中国音乐家“借鉴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出中国民族自己的新音乐,他的观念也为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确立了基本的道路。

赵元任与女儿

赵元任对于中国音乐民族化的探索源于通过对中西音乐的比较,在比较中他发现中国音乐发展落后的原因并非“国性”不同,而是发展程度上的“不及”,是发展中普遍性因素的缺失。他的创作实践为我国民族音乐与中国和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赵元任演唱《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词、赵元任曲)

1951年由黎锦晖辑录的民间音乐手稿《浙东与各地民歌、大埔大调》出版,90首民间音乐的手稿记录为我们展示了他在民间音乐素材方面的深厚积累,揭开了他向传统音乐吸取养分的途径,为后辈的音乐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对歌剧与国乐的引领性贡献

黎锦晖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历史录音

这一时期,黎锦晖在儿童歌舞剧创作方面所做的尝试,以及刘天华在二胡、琵琶的创作、改革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为歌剧与国乐的发展做出了引领性、创新性的贡献。

黎锦晖

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创作,历经了从选曲填词到尝试自创,再到用音乐刻画人物性格的逐步探索,在整体音乐构思与戏剧性追求方面已显露出歌剧思维的倾向,为中国歌剧的发展与探索迈出重要的一步。

1927年,国乐改进社北京社员合影(后排右三为刘天华)

深受五四运动“爱国主义”“科学精神”和“民主主义”影响,怀揣着改进国乐理想的刘天华,以二胡和琵琶作为突破口开始了他的“国乐改进”之路。

因此,他改良了记谱法,将工尺谱用简谱和五线谱记录下来;从西方小提琴的制作工艺中对中国的二胡进行乐器改良;在音乐创作中一方面吸收西方乐器的演奏技法与创作技法,转变创作思维,一方面保留我国传统器乐的常用结构。

刘天华《十面埋伏》工尺谱手稿

刘天华“中西调和”的音乐观与创作实践,将二胡与琵琶的发展推上一个新台阶,“国乐”开始在专业音乐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国乐的发展提供了方向,此后的专业音乐家们继续为国乐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努力与贡献。

刘天华演奏《病中吟》《空山鸟语》

五四时期的音乐对于中国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等作曲家在时代变迁的洪流中,将自我与中国音乐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的碰撞中思考着中国音乐的未来之路。回望“五四”,思考当下,我们方能沿着曾经最具引领性、创新性的脚步,继续开拓出更加开放、多元、广阔的音乐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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