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所见唐代小篆的手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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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雪峰/文

一、《魏三体石经》:唐人小篆的标准

在讨论唐代小篆的手写体之前,有必要谈谈唐人小篆的标准问题。唐代已有专门的书法“学校”—“书学”。《唐六典》卷第二十一:“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1

马宗霍《书林藻鉴》说:“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2实际上,隋代时已经设有书学。《隋书》卷二十八:“国子寺……统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各置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等员。”3

唐初亦设有书学,《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贞观二年(628),“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4。

《唐六典》撰成前后,即开元二十七年(739)前后,书学中设“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典学二人”5。这样的学生数目,与律学、算学相当,但与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相差甚大。相比之下,六学中,前三学的学生较多,后三学的学生较少,恰恰说明后三学有很强的“专业性”。

《唐六典》所记六学的学生人数:国子学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五百人(另有俊士八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三十人;算学三十人。

书学里面开设什么专业呢?《唐六典》云:“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馀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6《石经》三体书专业,学期三年;《说文》专业,学期二年;《字林》专业,学期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国子学学生的备选课程中,也包括《说文》、《字林》,但是不包括《石经》三体书。国子学的学生,“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7(此处的“隶书”,当指楷书,笔者)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文》、《字林》,既是非常重要的字书,同时也是一门对多数人而言的基本的课程,而《石经》三体书才是书学学生有别于其他五学的最重要的课程,学习时间也最长。

(一)《石经》三体书

《石经》三体书,是什么意思?唐以前的《石经》只有两种,一为东汉《熹平石经》,一为三国魏《正始石经》。《熹平石经》因全部用隶书书写,所以也称《一体石经》。

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249),在洛阳太学讲堂西侧,仿《熹平石经》,刻《尚书》、《春秋》、《左传》等,世称《正始石经》8。由于古文经学抬头,因此《正始石经》以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书写,又称《魏三体石经》9。

(二)《说文解字》

书学的三门专业课中,其次要的是《说文解字》,学习时限为两年。

自东汉永元十二年(100)至建光元年(121),许慎历时二十二年才撰成《说文解字》。然而建光元年《说文解字》刚成书时的面貌,今已不可得见。今天可以见到的最早的《说文解字》,是唐代的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和《说文口部残卷》。

清同治元年(1862),莫友芝得到了安徽黟县宰张廉臣赠于的唐代写本《说文木部残卷》,莫氏认为“盖在穆宗后人书矣”。清代学者刘毓崧(1818~1867)认为“此本写于元和十五年穆宗登极之岁,尚在改元长庆之前”10,即八二〇年。

莫友芝还提到,《唐本说文木部残卷》“篆体似美源神泉诗碑”11。武则天垂拱四年12(688)的《美原神泉诗序碑》,碑阳正文、碑阴正文及碑阴的碑额,皆用小篆书写。《金石录》卷四:“篆书,无姓名。”13《金石萃编》载为尹元凯书。莫有芝之所以说《唐本说文木部残卷》“篆体似美源神泉诗碑”,这是因为二者都具有悬针篆的特点—“上密下疏,其竖笔常作引长下垂、尖锋”。

日本旧抄本《说文口部残卷》,共三种。一为平子尚氏藏本,凡六字;一为西川宁藏本,凡十二字;一为东京古典会所藏本,凡六字。三种本子篆楷风格相似。“日本旧抄本《说文·口部》残卷十二字,抄写格式及笔法与唐写木部都相同”14,其中的小篆也是悬针篆。

可见,唐写本《说文解字》中的小篆也是悬针篆,其渊源在于《魏三体石经》。

(三)《字林》

书学的三门专业课中,最后一门是《字林》,学习时限为一年。《字林》,晋吕忱撰。部目依据《说文解字》分五四〇部,收字12824个,为补《说文解字》漏略而作。唐时,《字林》与《说文解字》并重,后不传,推测唐本《字林》中的小篆也是悬针篆。

(四)瞿令问三体书《阳华岩铭》

七六六年的瞿令问三体书《阳华岩铭》,最能说明《魏三体石经》是唐人小篆的标准。

永泰二年(766),道州刺史元结撰《阳华岩铭》,由他的下属江华县令瞿令问书写,刻在阳华岩下(在今湖南江华)。文见《全唐文》卷三八二:

阳华岩铭并序。道州江华县东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岩。岩当阳端,故以阳华命之。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家者未也,故作铭称之。县大夫瞿令问,艺兼篆籀,俾依石经,刻之岩下。铭曰:九疑万峰,不如阳华。阳华巉巉15,其下可家。洞开为岩,岩当阳端。岩高气清,洞深泉寒。阳华旋回,岑巅如辟。沟塍松竹,辉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节,穷老于此。惧人讥我,以官矫时。名节彰显,丑如此为。于戏阳华,将去思来。前步却望,踟蹰徘徊。16

元结《阳华岩铭》明确地说“俾依石经”。这是指瞿令问依据《魏正始三体石经》的体例,用三体书写后面的三十五行铭文,即每字依次用古文、小篆、隶书书写。

瞿令问,一作令闻,生平不详。永泰年间(765~766)见任江华县令。元结有言:“县大夫瞿令问,艺兼篆籀。”清代瞿中溶(1769~1844)评瞿令问《窊尊铭》则云:“公书此碑所用古文,皆有依据,无一字杜撰,以此见公篆字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17

像瞿令问这样“艺兼篆籀”,“篆字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在书写《阳华岩铭》时,亦步亦趋地学习《魏三体石经》,最可证明《魏三体石经》是唐人小篆的标准。《魏三体石经》甚至影响到道教的经典。开元九年(721),道士司马承祯曾作三体书《道德经》。

(五)《台铭》:唐人悬针篆的典型

唐人小篆,既以《魏三体石经》的悬针篆为标准,那么,有没有典型的代表作呢?七六七年的《峿台铭》,就是唐代悬针篆的典型。《峿台铭》同样为元结所撰,见于《全唐文》卷三八二,18今据石刻拓本录全文如下:

峿台铭有序,河南元结字次山撰。浯溪东北廿馀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19,从未申至丑寅。涯20壁斗绝,左属回鲜。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当洄潭。其势碅磳,半出水底,苍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巅胜异之处,悉为亭堂。小峰歁窦,宜间松竹,掩映轩户,毕皆幽奇。于戏!古人有蓄愤闷与病於时俗者,力不能筑高台以瞻眺,则必山巅海畔,伸颈歌吟,以自畅达。今取兹石,将为峿台,盖非愁怨,乃所好也。铭曰:湘渊清深,峿台陗崚。登临长望,无远不尽。谁厌朝市,羁牵局促。借君此台,壹纵心目。阳崖21砻琢,如瑾如珉。作铭刻之,彰示后人。有唐大历二年岁次丁未六月十五日刻。

七六七年的《峿台铭》,字的结构上密下疏,其竖笔常作引长下垂、尖锋,堪称唐代悬针篆的典型。并且,此年的《峿台铭》与约八二○年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非常相似,因此二者都可以称为唐代悬针篆的典型。二者一为石刻,一为墨迹,对于我们研究唐代的悬针篆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们的渊源,在于《魏三体石经》。

二、唐代小篆的手写体

秦书八体,“四曰虫书”。新莽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指出,“秦之虫书,即是大小篆的手写体”,“所谓鸟虫书,实际也就是篆类手写体的别名”。22

需要注意的是,“虫书”、“鸟虫书”的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篆书的手写体”。因为秦书八体中的“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是以用途命名的,而不是以风格命名。秦代诏版、权量上的小篆,相比以《泰山刻石》为代表的标准而言,风格显然属于篆书的手写体,但是似乎不能称其为“虫书”。

说“虫书”、“鸟虫书”属于“篆书的手写体”,则是毫无疑问的。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唐代小篆既以《魏三体石经》为标准,那么在标准之外,有没有手写体呢?

汉代的鸟虫书,也就是幡信书。幡信书墨迹包括以下数种:

《姑臧渠门里张□□之匛》。一九五九年秋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二十二号墓棺盖上,纵220cm,横37cm。小篆一行,墨书于深赭色的丝织品上,其名字已磨灭不可辨。末二字“之匛”合书。每字约15cm见方。23

《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一九五九年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二十三号墓棺盖上,纵115cm,横38cm。小篆两行,墨书于淡黄色麻布上。麻布四周镶有稀疏赭色形似薄纱之织品,左右约10cm宽,上宽倍之。24

《姑臧西乡阉导里壶子粱之(柩)》。一九五七年夏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四号墓。纵206cm,横45cm。小篆一行,墨书于红色丝麻织品上。壶,为姓。导字,从行。25

《姑臧东乡利居里壶》。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五十四号墓。

《张掖都尉棨信》。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约十七公里处居延故址出土。纵21cm,横16cm。《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说文》:“绛,大赤也。”也就是大红色。这些幡信实物,确实呈红色或赭色,与“绛幡”之名相合。因此,可以确信上面的小篆就是所谓的“鸟虫书”。

这种鸟虫书果然生动地反映了小篆手写体的面貌。那么,唐代是否还有这种小篆手写体的传统呢?要考察小篆的手写体,首要的办法是考察墨迹。唐代的小篆墨迹,流传至今的主要有以下数种:

《敦煌千字文七行》,编号P.3658,现藏法国。

《敦煌千字文五行》,编号P.4702,现藏法国。

《说文木部残卷》,现藏日本。

《说文口部残卷》(有三种),现藏日本。

其中,《说文木部残卷》虽然为手写,但风格较为严谨,接近于《魏三体石经》,应视为唐人小篆的标准。而敦煌出土的这两种文献,《敦煌千字文七行》(P.3658)和《敦煌千字文五行》(P.4702),尤其与武周时期(690~704)前后的墓志盖小篆,例如大足元年(701)的《元玄庆墓志篆盖》,风格极为相似,应视为唐代小篆的手写体。

唐代小篆的手写体,有如下特征:

点画、结构都杂有楷书笔意,也就是说呈现出篆楷杂糅的现象。

相对于阳文石刻小篆,笔画较细,笔画弧度加大,结体较为散漫。

纵向笔画收笔处多见尖锋,并常向左、右撇出。

此类手写体小篆多见于墓主身份相对普通的墓志盖中,数量十分庞大,绝大多数为阴文。

我们知道,商代陶片、玉片上手写的墨迹(或硃迹),与商代甲骨上刊刻的字迹,风格不同;战国竹简上手写的墨迹,与铜器上范铸的或刻划的字迹,风格也不同。26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手写墨迹与其他载体(例如石刻)的字迹,风格每有不同。而八世纪小篆的手写体墨迹,与一部分阴文石刻小篆几乎无有差别。其传统,可以上溯至秦的“虫书”和新莽的“鸟虫书”。

日本空海法师(774~835)撰有《篆隶万象名义》,陈新雄先生说:“《篆隶万象名义》者,乃日本弘法大师空海所撰之字书。空海生当唐代,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尝来中国,受业于惠果,至宪宗元和元年(806)东渡返国,携走中国书籍甚多,此书即彼返国后所作也。其书分为三十卷,本据陈顾野王《玉篇》而作。”27九世纪初空海《篆隶万象名义》中的小篆,反映的也正是唐代小篆手写体的风格。在道教符箓中,也表现出小篆手写体的特征。

三、结语

三国魏正始年间刊刻的《魏三体石经》,是唐朝书学中最重要的教材,是唐人小篆的标准。《魏三体石经》中的小篆一体,“上密下疏,其竖笔常作引长下垂、尖锋”,28所谓“悬针篆”。七六七年的《峿台铭》与约八二〇年的《唐本说文木部残卷》非常相似,二者一为石刻,一为墨迹,应视为唐代小篆的标准风格。

《敦煌千字文七行》(P.3658)和《敦煌千字文五行》(P.4702),与武周时期(690~704)前后的墓志盖小篆,风格极为相似,应视为唐代小篆的手写体一类。此类小篆,篆楷杂糅,大量地出现于墓主身份相对普通的墓志盖中,一般为阴文。其传统,可以上溯至秦的“虫书”和新莽的“鸟虫书”。

注 释:

1. 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57页。版本下同。

2.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八,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3. 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八,志第二十三,百官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三册,第777页。

4. 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九上,儒学上,第一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1页。

5. 《唐六典》,第556页。学生人数,曾有变动,龙朔二年为10人,开元时为30人,元和二年时为10人。(参阅孟云飞《唐代的书法教育与科举》,《书法研究》,2005年,总第122期,第47页。)

6. 《唐六典》,第562页。

7. 《唐六典》,第559页。

8. 施安昌《汉熹平石经与八分书》,《善本碑帖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159、161页。

9. 1957年6月,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出土《魏三体石经》残石一枚,为一不规则四方形残石,残高38.3cm,宽30cm。两面刻。正面刻《尚书·梓材》篇,馀文十行,共34字,右下角刻有“始二年三”、“第十七”等字,即正始二年(241)三月,这是唯一有明确纪年的《魏三体石经》刻石。“第十七”的意思当是表示第十七块石经,既然正始二年三月已经刻到第十七块刻石,推测《魏三体石经》在正始元年(240)就已经开始刻制了。载《人文杂志》,陕西省社会科学院,1957年第3期。

10. 转引自梁光华《论莫友芝及其〈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代前言)》,莫友芝《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注评》,梁光华注评,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页。版本下同。

11. 《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注评》,第5页。

12. 《金石录》载为“垂拱元年”,误。

13.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金文明校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1页。

14.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0页。版本下同。

15. 《全唐文》作“嶃巉”,今据石刻拓本改。董诰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下同。

16. 《全唐文》卷三八二,第3882页。

17. 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二,《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三册,第1650页。

18. 《全唐文》,第3883页。

19. 《全唐文》作“三百馀步”,今据石刻拓本改。

20. 《全唐文》作“厓”,第3883页。

21. 《全唐文》作“厓”,第3883页。

22. 《古代字体论稿》,第21页。

23. 《武威汉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148页。版本下同。

24. 同上。

25. 《武威汉简》,第149页。

26. 《古代字体论稿》,第3页。

27. 陈新雄《篆隶万象名义研究序》,载周祖庠《篆隶万象名义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8. 曹锦炎《古代玺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敦煌所见唐代小篆的手写体

衣雪峰

衣雪峰 1977年4月生,山东栖霞人。央美博士,北京体育大学国际文化学院讲师,寸耕社社员,栖霞书院院长。著有《衣雪峰书法篆刻集》《澡雪集:衣雪峰作品》《春风草衣:衣雪峰书法集》等。主要论文有《从李阳冰到徐铉:小篆的唐宋变革》《安史之乱、古文运动与八世纪小篆风格的转变》《后千甓亭藏邺城陶文略述》《观海山房藏齐国陶文概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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