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主导世界，平庸者走开

在一般人心目中，美国是个人人机会均等的公平社会，但事实告诉大家，公平、均等已成陈迹，掌握时代需要知识的人“日进斗金”，且位居要津，形成了一个“治人的科技阶级”；无法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则面临着工作被廉价却高效率的计算机取代而失业的威胁…… 《抛弃平庸——替呆滞的美国经济加添动力》[美]泰勒·高云著 Dutton Adult  2013年9月出版 以浅白通俗文字传扬经济学原理而成为传媒宠儿，美国佐治梅逊大学名教授高云（Tyler Cowen，是《经济学人》“2011年被谈论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外交政策季刊》2012年“环球百大思想家”之一），他近年数本畅销书，除了2011年的《一潭死水》（The Great Stagnation），笔者均介绍过，最近一次为前年7月间的“经济学家如何觅食”系列（载《上海书评》2012年7月29日）。近读“主场新闻”，方知这

在一般人心目中，美国是个人人机会均等的公平社会，但事实告诉大家，公平、均等已成陈迹，掌握时代需要知识的人“日进斗金”，且位居要津，形成了一个“治人的科技阶级”；无法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则面临着工作被廉价却高效率的计算机取代而失业的威胁……

《抛弃平庸——替呆滞的美国经济加添动力》[美]泰勒·高云著 Dutton Adult  2013年9月出版

以浅白通俗文字传扬经济学原理而成为传媒宠儿，美国佐治梅逊大学名教授高云（Tyler Cowen，是《经济学人》“2011年被谈论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外交政策季刊》2012年“环球百大思想家”之一），他近年数本畅销书，除了2011年的《一潭死水》（The Great Stagnation），笔者均介绍过，最近一次为前年7月间的“经济学家如何觅食”系列（载《上海书评》2012年7月29日）。近读“主场新闻”，方知这本原名An Economist Gets Lunch的书已有中译：《中午吃什么？——一个经济学家的无星级开味指南》（香港诚品书讯）。这本台北出版的书，笔者未曾寓目，惟直译书名似不太妥当，以作者笔下的lunch包括一日三餐（主要且是晚餐）……至于对作者的介绍亦不尽不实。这些小错应该可以避免。

读《觅食》时，见作者指出由于大厨兼东主，大牌档（主要指新加坡）菜式特别可口，惊为重大发现；后来一想，便觉此说并不周延，因为厨人手艺若不及格，受此局限，即使身兼东主有经济诱因而“落力演出”，亦烹调不出佳肴。况且众所周知，大牌档档主并非都是入厨高手；加上大牌档做的是“街坊生意”，卖的为大众化即叫不起价钱的东西，用料便可能不是“最好”，结果当然影响了“出品”的质素。为了促销，不少作者都用“惊人之笔”以吸引读者的“眼球”，“卧底经济学家”哈福德固然如此（见《上海书评》2014年1月12日林行止文），高云何尝不然？！

去年9月底，高云的Average is Over出版，浏览一遍，笔者觉得颇有创意，遂“抽空”细读，迟迟未动笔，皆因对译名的取决举棋不定。该书副题为“替呆滞的美国经济加添动力”（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清楚明晰（可视为《一潭死水》的续篇）。再看本书开篇所述，读者当可理解高云的用意。“Average is Over”是否如高云所说为美国当前流行俚语，笔者不知道（近年甚少看美国电视连续剧），笔者知道的是此为托马斯·弗里德曼（T. Friedman；以《世界是平的》为一般读者所知）与门德尔班（M. Mandelbaum）合著的《我们曾处世界之巅——何以我们会成为“大落后”》第七章的题目；据《世界之巅》的阐释，一个平平庸庸（average）的人已无法在现代社会中求生，惟有具特别才能（unique talent）亦即胜于（超越）平庸的人，才有成功的条件。准此，把“Average is Over”译为《抛弃平庸》，也许不会离题太远！

高云认为美国人过去只做唾手可得的便宜事（ate all the low-hanging fruit），不够努力，令过去四十余年科技并无重大突破，造成今日经济呆滞不前的困局。如今年轻一代找不到工作（不论“合适”与否），已是普遍现象；即使年轻一代有工作，其物价指数顺应的入息（撇除通胀率的实质收入）亦大不如前——中学毕业生的薪酬较2000年低百分之十一、大学生的少百分之五……可是，与此同时，高入息阶层（通常有与人工智能有关学科硕士以上学位）的收入则大幅上扬。这种情况，令美国社会阶级鸿沟日形强烈，无论工作、收入、生活、教育（和后代的教育），进而婚姻、家庭、生意以至不同地区的生活环境，差距愈来愈大。用高云的话，便是“平均已成过去”。在一般人心目中，美国是个人人机会均等的公平社会，但事实告诉大家，公平、均等已成陈迹，掌握时代需要知识的人“日进斗金”，且位居要津，形成了一个“治人的科技阶级”（Technology's Ruling Class）；无法掌握这种知识的人，面对工作被廉价却高效率的计算机（及机械人）取代而失业的威胁，即使有幸谋得差事，收入亦仅堪温饱而已，且因此成为“治于人”的阶层。这种社会分化现象，其实美国学者早有所见。港大王于渐教授曾撰文引述美国奋进学社资深研究员默里的近著，指出：“美国中产正渐趋式微；与此同时，从事高技术行业的大专毕业生却享有不错的生活条件……”高云的分析，便是沿此路径。

是什么造成“公平”社会里这种不均之象？高云指出，主要是人工智能机器（Intelligent Machines）的使用以及经济环球化的普及，令经济社会分为“呆滞”及“活力”两部分；显而易见，其分界点是能否有效地掌握人工智能科技和操控计算机。

现在几乎人人“玩”得出神入化（除了笔者）的手机（iPhone），构造看似简单，却是融合非常复杂、先进的科技如计算机网络、通讯、人工智能于一机的重大发明，比起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科技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甚且可说停滞不前的情况（举个例子，飞行速度真是五十年不变，改变的只是飞机的外形），手机的出现的确令人振奋！手机是现代科技的缩影，它的出现令人人称便之外，还大体上把工作人口分为两大类。其一当然是与人工智能有关，其一则与之无涉。非常明显，如果你掌握了与计算机有关的技能，在劳工市场上，必然成为抢手货；而操控、运用人工智能机器的工作，需求甚大，因此不愁找不到工作。高云所举的例子为美国空军无人飞机的王牌“环球鹰”（Global Hawk），它的机舱空无一人，但在地面以计算机等人工智能机器指挥其执行任务的人数达三百以上，比让一架F16战机起飞执行任务所需的一百六十八人，多出近一倍！可惜，运用人工智能的工种有限，这使高云断言未来只有约百分之十五具“高度生产力”（Hyper-productive）的“少数英才”（Meritocratic elite或Hyper-meritocracy）收入丰厚且不愁失业，而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受薪者注定成为“穷人”。由于许多非科网亦即不涉人工智能的工作，以至行业自动消失（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倒闭，如网购流行取代了无特色的零售店），或极易受淘汰（比如工作为机械人取代），注定有大批工人无可避免地成为收入追不上通胀率的一群。工作上的“分道扬镳”，令工人（受薪者）分成两个界限分明的阶级。在此间游走的人已少得不成比例，“平庸”在科网时代已无容身之地，这便是所谓“Average is Over”。

现在大众关注的问题是，在此科网时代，非技术及低技术工作的前景如何？高云的看法非常悲观，他断言一个二十二岁名大学英文学系毕业生无法找到一份好工作，因此不能和同等学历的人像在二十世纪般跻身“中上阶级”（upper-middle class）；其他没有科网技能的人亦如此。不过，收入萎缩尚在其次，许多当年十分热门的职业将随日新月异的科网发明与应用而消失，比方说，无人驾驶汽车（Self-driving car或Autonomous vehicle〔AV〕；谷歌创办人S．贝林认为2017年有关科技成熟，至2022年——距今只有八年——大量生产，销路横扫汽车市场）的普及，将令职业司机成为历史名词；现在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惟用人工智能的计算机、机械人为患病者断症已开始应用，而且成绩不错，这意味着在一段日子后，断症落药甚至开刀（料先有公立医院实行）都可不必假医师之手。

年初又有消息称，美国六个州拟设民用无人飞机测试场，预示无人飞机的民用化商业化指日可待。不过，笔者不以为载客无人飞机商业上会成功，但和无人战机一样，无人货机将会大行其道。

机械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可说十八世纪以来便间歇性浮现，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D. Ricardo，1772-1823）在工业革命（1760-1840）高峰期的1815年便提出“机器问题”（The Machine Question），预见性地看到机器日渐普及的影响；他的晚辈、剑桥大学数学家、“计算机元祖”巴贝茨（C. Babbage，1791-1871）更肯定“机器会改变人类的命运”……到了二十世纪，类似的问题在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均曾成为公众关注的命题；新世纪前后网络兴起，当然引起新一轮讨论。

非IT人找工作困难，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在自由市场的多元社会亦不致完全被漠视。无论如何，高云建议没有人工智能学识，或不具掌握相关计算机技能的人，如要改行、“升呢”，便得接受“合适”的教育。这话人人会说，但谈何容易。他又提议可在为有钱人服务行业上动脑筋，因为“少数英才”有用不完的钱（have more money than they can spend），若能想出一些投他们所好的营生，正是生财发达之道，这倒是不错的主意，问题亦在新主意不易得且入行不易。高云还以“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M. Zuckerberg）为例，说明“少数英才”可以不是科网科学科班出身，扎克伯格在哈佛主修心理副修计算机（因发明“脸书”读了两年便辍学），但有坚实“数学基础及分析能力”（Strong math and analytic skills），遂有条件进入科网世界，并因为发明此人人喜用的社交网站而名利双收……

无法在进修、创业及“利用其他知识并将之活学活用于科网”的人，高云建议他们搬至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区（远离大都会的乡间，或从“先进国”迁往“后进国”）生活！单纯从经济上考虑，这许是明智的“自救”办法，惟这种说法难免招来“道德冷漠”（Moral Indifference）的讥讽。事实上，要收入追不上时代的人从大城搬往小镇，是有点说不过去的，这好比说若吃不起白米饭便改吃番薯（数十年前乡间的情况是如此，现在番薯的价钱也许比白米贵）一样，那虽是求生之道，却很难宣之于口。不过，高云的说法并非完全没道理，他说，以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即使领失业救济等福利），在生活费用低的南美国家可生活得不错；这种看法，与领取综援及退休金的港人回内地可过“人上人”生活一样，在人民币汇价大幅攀升之前，是错不了的。

教育十分重要，在科网时代，主流教育可以通过计算机（所谓人人能接触的教程〔MOOCs〕）进行，但有超凡魅力（Especially charismatic）的教师，仍能藉面对面授课大放异彩——不仅学生受惠，教师本人亦“猪笼入水”。高云所举的例子是创办遵理补习学校的香港“补习天王”（Tudor King）伍经衡（Richard Eng，伍何以拼成Eng，有段“古”，惟与文旨无关，从略），这位年赚一百五十万美元（坊间传言远远高于此数）、驾林宝坚尼（车牌Richard）的英文补习教师有此“成就”，令高云惊叹之余，大为折服。尽管学界对补习“天王”、“天后”的教学成果未作过“科学研究”，即其有效性未获学界确认，但高云认为只要他们有办法让学生集中精神学习，并考出好成绩（进而考入“好学校”），获得丰厚入息便属天公地道；学生（尤其是他们的家长）为什么愿意付出额外时间和支付额外金钱去补习，原因很简单，以此举大大提高考进“好学校”的几率，而在“好学校”毕业后能够获得较佳的经济回报（或有机会更好地服务社会！），有办法协助学生达此目标的“补习先生”遂名成利就。

高云对大多数受薪者的工作前景感到悲观，并提出若干如上述“脱苦海”的办法，惟不仅行难，这些“书生之见”，对政客而言，俱不足取。拉近社会上种种“不公现象”的差距，正是政客的使命之一。如今的现实是，受薪者入息因为具备或不具备应用计算机知识而有重大分别，以致形成两个贫富悬殊社群，令经济学家如高云对前景不敢乐观；然而，政客对之毫无惧色且保持一贯乐观精神，他们认为可普及以传授科网知识为主的大众化教育、税制改革（对那些请税务专家和律师设计避税者课以重税），和在公共（基本）设施这类“工作不能出口”（工厂工作则可“出口”〔外判〕至低薪国家）的工程上大量投资，都可收缩窄社会分歧贫富两极之效。这样做，一方面提高劳动人口的科网技能，使之能切合市场需求，找“合理薪金”的工作不致太困难；一方面劫富济贫提高高入息阶层的税负，和增加诸种令“穷人”受惠的福利（或大幅提高“最低时薪”），以及大兴土木创造就业，让那些工作能力未能与时并进者的收入有可观增长，进而拉近入息高低的差距。这种方法会否收宏效，不敢说，因为得看落实的具体做法而定，如果提高税率令有钱人“走资”、“迁册”，政府便只能藉财赤“融资”福利，但这种做法不能持之以恒……不过，政客为了选票（百分之八十五“低薪选民”），打正想尽一切办法收窄两极化的旗号（政纲），对一般人是具吸引力的。

牛津大学去年10月初的一项研究显示，未来二十年，因机械人的普遍使用，以美国为例，“被自动化掉”（being automated away）的工作人口达百分之四十七。更妙的是，高云指出能够在网络化自动化工作环境下求存的只有男性（或男性占尽优势），因为他认为女性大都凭良心办事且处事太认真（more conscientious；高云举了一个罕见却有趣的例子，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八女医师接触病人后洗手，但只有百分之五十四男医师这样做），且女性倾向知难而退（acknowledge their limits）。一句话，大体而言，女性比男性更谦恭、谨慎、按章工作、缺乏挑战未知世界的勇气，这种特性虽然是无价宝（invaluable trait），惟藉此工作条件渐渐由人工智能机械占主导的年代，女性的工作前景，肯定会较什么都愿做、敢于尝试和“识少少扮代表”的男性逊色！

入息两极化令不少“末日派”学者认为会招致社会不和谐，当局若无善法纾解，引起民变甚至爆发革命，不足为奇。高云称这种可能发展为“收入不均衡的结果导发革命”（revolutionary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他相信此一命题从现在开始会引起广泛讨论……人工智能的普遍使用和机械人的普及化，等于“非人”的生产力大幅提高，那意味经济体系须用的人力比之前少，这便如机器的发明和大众化令劳工密集行业式微一样，是无法避免的趋势。不过，生产工具和方式的进步，等于“h食”的时间愈来愈短，1919年美国工人平均工作八十分钟的收入才能购十二只鸡蛋，去年他们工作五分钟便有此购买力；在其他日常消费品以至家电等上亦都如此，那等于说社会正稳步走进“少做工夫多叹世界”的理想境界！就此角度看，别说大部分受薪者有机会通过自我完善的方法学习掌握科网技能而可能摆脱困境，基本生活物资价格相对普通人的平均入息长期下降，成为社会安定和谐的基础。本书第十二章题为“新社会契约？”，作者质疑在入息两极化的社会，个人和政府之间是否需要制定有别于十七八世纪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先哲所倡议主权在民的“社会契约”（个人同意遵守的共同规则，并尽相应的义务），高云的“新社会契约”，是保障在这个被人工智能分隔的社会中科网水平追不上时代的大多数人安身立命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否真的有此需要，社会有否立“新约”的共识，高云亦说不准（他只强调社会结构将有巨变），这是章目加上问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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