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深植于生活 互联网租房打车并非乌托邦

顾乡分享，自古就是一大人类智慧。新时期的资本主义据此做了一项重大发明，名曰“分享经济”（sharingeconomy）

顾乡

分享，自古就是一大人类智慧。新时期的资本主义据此做了一项重大发明，名曰“分享经济”（sharingeconomy）。即利用科技，将原本互不相干的个体以互利互惠的形式，或至少是以抱团取暖的形式连接起来。

在西方世界，“分享经济”的最佳例子，要数在线打车应用Uber和在线租房应用Airbnb。与许多硅谷起家的企业一样，它们口气很大。Airbnb联合创始人布赖恩・切斯基（BrianChesky）常用“革命”和“运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他的公司。号称将颠覆酒店业的Airbnb如今估值高达130亿美元，仅略低于在全世界100个国家拥有酒店、旗下囊括威斯汀和喜来登等品牌的喜达屋集团。

事实上，“分享经济”这一术语的历史不过10年，但根源却在上世纪90年代，蕴含在以下这些口号中：旧有等级制度的扁平化、点对点网络的崛起、世界的去中心化。这些概念由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世界是平的》作者）等人引入。从那时起，互联网结构被当成社会的典范，点对点互动开始冲击传统的社会结构。但在互联网革命时期，这些技术乌托邦还主要围绕经济的生产端，梦想让世界变得更适合创造和协作。

如今更新版的“分享经济”，则更围绕消费端。事实上，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consumption）。“协同消费”可指众多消费者组织在一起，以各自较小的代价获得商品的部分所有权或使用权，也可指供求双方点对点匹配，所有者出卖自己的闲置物品，或暂时让渡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克林顿基金会前市场总监瑞秋・波兹曼（RachelBotsman）和风险投资家卢・罗杰斯（RooRogers）曾把这一术语用到了分时租车公司Zipcar和在线影视服务提供商Netflix（捧红了《纸牌屋》）身上。“协同消费，”他们写道，“让人们以较小的代价享受所有权的好处（比如部分所有权或使用权），被证明是传统购买和所有权形式的有力替代品。”

“分享经济”已经深深改变了大众生活。但它在便利一部分人群的同时，也在损害另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如果细看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可以发现，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如今“分享经济”的乌托邦色彩淡了许多，少有改善人类生活、缩小贫富差距这样的宏大口号，多的是帮人租房、打车、找工作这样的实际用途。对于全人类而言，这样的技术发展，只能是喜忧参半。

Airbnb让租房变容易？

在业内人士看来，Airbnb是“协同消费”的最佳体现。它在许多华人社区被称作“空中食宿”。这样的翻译也算贴切，因为“空中食宿”为大量短租游客联系到了家有空房出租的房东，尽管它的服务并不仅限于此。

Airbnb看起来深受房东和租客的喜爱。在美国，房东通过这一租房平台，年收入可达1.5万~7.5万美元。租客当然也乐意给钱，因为这比住酒店还是便宜多了。

但Airbnb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在供求关系紧张的超级大城市，它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去年10月，纽约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EricSchneiderman）发布了一项追踪Airbnb在纽约市发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纽约市存在着大量非法出租行为。这原本也不算多大的事，直到它开始扰乱租房市场。

施奈德曼称，许多住宅并非租给了个人，而是租给了大型商业组织，这些组织再通过Airbnb出租住房，使正常的房源减少。Airbnb则回应称已经制止了这类转租问题，而且称相比租房市场上的220万个房源，这类转租的影响很小。

这听起来还算合理，但并非完全令人信服。220万个房源听起来很多，但根据纽约市最近的调查，其中只有6.8万个是空房。更微妙的是，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布鲁克林高档住宅区租了一套两居室公寓，他把其中一居出租出去就能抵上自己的全部租金。他还有一个朋友，在某高档住宅区租了一个四居室公寓，然后转手租掉了其中三居。

上述这些行为令许多住宅退出了正常的租房市场，同时令高档住宅区不断上涨的租金变得“可以承受”。还有洛杉矶的房东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她表示Airbnb并未真正制止这类转租问题，有一些专业的“房虫”，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自己扮成普通租客。

毫无疑问，Airbnb正在加速纽约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工薪阶层社区的解体，尽管面临扰乱租房市场的质疑，它却获得了不少年轻人和背包游客的欢迎。

Airbnb希望人们把它视作一个社区，而非仅仅是一个商业生态。Airbnb的社区负责人道格拉斯・阿特金（DouglasAtkin）曾写过一本书，把苹果这样的品牌比作其拥趸的宗教，主要目的已经从利润驱动的商业行为，转变为创造一个有强烈归属感的组织。但如果Airbnb志在如此，果真能够实现某种社区主义，还是化身一个进一步赚钱的工具，目前还很难说。

打车软件是把双刃剑

在波兹曼和罗杰斯关于“协同消费”的文章问世3年后，纽约大学教授阿伦・桑德拉拉贾（ArunSundararajan）撰文称，“协同消费”模式已经在“汽车分享”领域超越了自有车队模式的Zipcar。

Uber目前被认为是“汽车分享”领域的霸主，而且非常善于“上头条”。比如在去年11月的一场纽约晚宴上，Uber的一位副总裁对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的总编辑本・史密斯（BenSmith）说，Uber应该拿出100万美元，雇用研究人员去挖记者私生活的“黑材料”。他针对的是那些写文章批评Uber的记者。如此大嘴巴的副总最终令Uber陷入一场公关危机。在法国，Uber在做推广时被指搞色情应用。

尽管面对种种非议，但并未影响特拉维斯・克拉尼克（TravisKalanick）作为一个成功的硅谷创业者的形象。根据圈内传说，2009年他在巴黎的一个雪夜与合伙人一起创办了Uber。Uber做的是O2O（线上到线下）平台，将有需求的乘客通过智能设备和有闲暇的私家车车主撮合到一起。

Uber起初做的是高端专车服务。克拉尼克在早年的一次聚会上如此描述：“按下按钮，车就出现。”在发展过程中，Uber很快遭遇了其他“汽车分享”服务提供商的低成本竞争，随后也开始做普通汽车服务。Uber如今已经在超过200座城市拥有数十万注册司机。

克拉尼克也不改“大炮”本色，近日豪言其他类似的服务商并非Uber的最大竞争对手，因为Uber最终将会成为汽车厂商的直接竞争对手，“我们的目标是让汽车被最大程度地利用，对多数人来说，这比自己买一辆车便宜多了”。

但司机们对Uber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由于要面对私家车主的竞争，传统的出租车司机在美国和欧洲的多个城市发起了示威游行，其中尤以巴黎的出租车司机表现激烈，不时发生暴力事件。

即便是Uber的注册司机也有诸多不满。有一些美国私家车主反映，一周干60小时的全职司机扣除各项开支后的时薪仅为12美元左右，大致相当于美国许多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Uber为了招揽生意还在削减资费。但在纽约，由于所有司机必须得到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的认证，并且揽客的车必须是出租车或者是汽车租赁公司的车，因此不存在私家车主揽私活的现象。几乎每位司机都爱Uber，因为它给许多顾客带来了方便。

Uber司机还对乘客打分制度颇有微词。如果一个司机的评分不够高，可能会被Uber“停工”。碰到挑三拣四的乘客，司机随时可能丧失五星评级，更糟糕的是，司机却没有申诉机制。而且如果车太旧的话，也有可能被Uber“停工”。

今年早些时候，Uber雇用了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前任经理大卫・普鲁夫（DavidPlouffe）掌管其公关、战略和游说部门。克拉尼克把普鲁夫称为Uber的完美人选，因为“在‘汽车分享’领域，每天都在竞选”。

科技乌托邦？

当今世界的“分享经济”，亦可被视作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Barbrook）和安迪・卡梅伦（AndyCameron）20年前提出的“加州意识形态”的更新版。这是一种全新的信念，源自旧金山的文化波希米亚主义和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奇异融合。“加州意识形态，”他们宣称，“混合了放任自流的嬉皮士精神和实干创业的雅皮士热情”，两者被一种共同的理念结合起来，许诺了一个“时尚且富裕”的未来。

对于巴布鲁克和卡梅伦来说，这一科技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婴儿潮”的产物，根植于20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右翼自由至上主义。不过如今这个最新版本的“加州意识形态”，已经不像互联网泡沫时期那样充满乌托邦色彩：20世纪90年代，科技被寄望于使工作变得有意义、结束经济衰退，以及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如今，科技以一种伤害传统出租车司机的方式，让你更容易打到车。这或许会让你感到时尚，但这只会让少数人变得富裕。

当然，“分享”领域的企业家心中并非完全没有乌托邦，切斯基有关Airbnb的豪言壮语可见一斑。但尽管有绿色社区主义这样的呼吁，如今的“分享经济”相比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前辈总是差了点神韵。这可能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工作并不难找，工资持续上涨，所以到处弥漫着乐观情绪。

可如今，尽管美国政府宣称的经济复苏已经持续5年，“分享经济”带给某些人群的只有灰暗：出租车司机面对着收入下降的前景，有一间空卧室的人们，需要为自己找个陌生室友弥补收入不足。

如今的“分享经济”是贪婪的资本家以慷慨之名，冠冕堂皇地将后危机时代人们的绝望货币化的良机，并制造出一种人们通过网络结成社区的幻象。

所以不难理解，人们需要出租卧室补贴家用，还有人不得不在“跑腿外包”网站上出卖劳力。其中一个例子是创建于2008年危机期间的TaskRabbit，旨在把有“跑腿”需求的人，通过其平台与有闲暇想打杂的人匹配起来。

关于TaskRabbit，网上有一段介绍很有趣：“2008年2月，波士顿的一个寒夜。比斯屈发现她的拉布拉多已没狗粮。她想了想，‘要是我能在网上联系到我的邻居那就好了，说不定现在正好有谁在商店里，那他就能帮到我了’。”感谢TaskRabbit，通过它，比斯屈可能就能找到愿意大冷天出门帮她买狗粮的“邻居”，尽管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位“邻居”了。

许多在TaskRabbit上接任务的人，在2008年前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根据去年的统计，其中70%是大学毕业生，5%有博士学位。如今他们都在城镇里各自跑着腿。提供类似服务的还有亚马逊的MechanicalTurk，它使人能够在线竞标创意性工作，例如设计图表或者检查代码。但问题是，许多找人干活的公司不用对他们负任何责任，并且还能轻而易举地拒收他们的劳动成果。

如今的“分享经济”，好比是古典自由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回应：个人主义和市场驱动。它把所有人视作微型企业家，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保护自己。它试图在后衰退时代找到机遇。剧本卖不出去怎么办？周末开车去接客！还在读书付不起房租怎么办？租个两居室公寓再转租一居。

没有20年前的那种宏伟蓝图，谈论科技改善人类命运的年轻人已经屈指可数，如今的加州正变得越来越务实，越来越关注眼前。但尽管这种技术进步值得怀疑，但其中蕴含的商机却无法否认。

可以回想一下Airbnb的切斯基所说的，当今一代人视所有权为“负担”。人们不为自己的房子或车子感到自豪，却为朋友圈里的照片分享感到骄傲。切斯基预计：“在未来，人们只会拥有他们想要负责的东西。他们最想负责的是他们的名誉、友情、社交和经历。”情感需求战胜了物质需求。切斯基援引弗里德曼的话说，你可能没有工作，但你会有更为复杂的“收入流”，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像是涓涓细流，而非洪水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