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振涛：P2P监管不能一棒子打死

在实际的金融监管中，金融创新始终走在金融监管之前，监管层要处理好“管”与“放”的关系。应更加侧重事前和事后监管，“事前”建立生前遗嘱，“事后”出台退出机制

在实际的金融监管中，金融创新始终走在金融监管之前，监管层要处理好“管”与“放”的关系。应更加侧重事前和事后监管，“事前”建立生前遗嘱，“事后”出台退出机制。当下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监管层不能把每个零部件都管着，要留有发展和创新的突破口与空间。

“均衡被打破”引发金融危机

新京报：你研究金融监管多年，在你看来，为什么需要金融监管？

尹振涛：是为了尽可能防范金融风险，并规范金融创新。同时，尽可能发现和解决危机。

新京报：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三者是什么关系？

尹振涛：三者可以说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不断寻求稳定平衡的三角形。他们不是对立的关系，而需要确立一个内部的平衡和共同目标，即让金融业健康持续发展。

新京报：什么样的情况下，金融危机才会发生？

尹振涛：没有危机发生的时候，金融危机、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是一个均衡关系，只有当均衡被打破的时候，金融危机才会发生。如果均衡被打破，比如监管过严或过松，没有创新或创新过度，平衡点会从波峰走向波谷，便会出现金融危机。

新京报：请具体说明一下。

尹振涛：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前，每一个金融产品都符合监管政策，但是，由于金融过度创新，给普通金融消费者提供了过度的金融服务，比如该消费者并没有抵押物或必要的还贷能力，却依然可以享受大额贷款等，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

新京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金融监管有何新的变化？

尹振涛：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监管层都在加强监管，有几个新的变化。首先，监管理念从以保护金融机构为主到保护金融消费者为主。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相继成立了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等。

其次，由更注重日常的风险防范向更注重事前和事后监管。比如，数据共享与预警体系、生前遗嘱等政策的出台。

另外，监管原则也由微观审慎监管向宏观审慎管理转变。例如，危机后提出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系统重要性机构管理等思路。

预计存款保险制度最快推出

新京报：金融危机能否避免？

尹振涛：我的观点是金融危机永远是不可避免的。该如何发现危机，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新京报：既然金融危机不可避免，那么金融监管该如何最大程度发现和解决危机？

尹振涛：以前美国的很多监管政策都是如何避免金融危机，事实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从美国出台的很多长期政策来看，监管层更加注重如何发现危机和解决危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变。既然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事前和事后监管。

新京报：监管层为什么要重视事前监管？

尹振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包括美联储、华尔街等金融机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能及时达成一致。甚至当美联储决定注资的时候，它还要去考虑这些措施是否符合法律条例、监管规定等。

这势必要推出生前遗嘱，把各种最坏的打算都提前列出来，包括破产等各种糟糕的情况。然后，设计一个整体性的方案，并要获得监管机构和股东的认可。当危机真正发生的时候，便能够迅速有效解决。这就是要在“健在时就安排好自己的葬礼”。

新京报：生前遗嘱安排在中国是否也被推行？

尹振涛：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生前遗嘱体系，但是监管机构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试点工作。比如银监会在今年1月份发文，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制定恢复及处置计划，同时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在积极响应。

新京报：银监会推出生前遗嘱，是否意味着银行业有风险？

尹振涛：显然不是。如果真的要发生危机或者银监会对大银行不放心，是不会马上推出生前遗嘱的。恰恰相反，监管层对银行业很放心，所以，才从几家大银行推出生前遗嘱，未来逐步推广。

新京报：配合生前遗嘱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尹振涛：最重要的是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和存款保险制度。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没有生前遗嘱和存款保险制度，是不敢让金融机构退出的。预计存款保险制度可能最快推出，下一步或许就是金融机构的破产条例，然后金融机构自己来做生前遗嘱。

新京报：这相当于打开了出口。

尹振涛：现在允许民资设立银行，实际上是打开了入口。那么，相应的出口也要打开。有进有出才会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市场。

出台互联网金融监管法案不合适

新京报：你说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应该是平衡的，那监管如何处理好“管”与“放”的难题？

尹振涛：最严格的金融监管未必是最好的监管。不能把金融机构的每个零部件都管着，要给金融业的发展留有创新的突破口与空间。否则，金融业该如何创新与发展呢？

新京报：目前哪些领域是突破口？

尹振涛：互联网金融算是一个。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起步并不比美国晚，目前互联网金融有很多种模式，比如2013年以来余额宝等“宝宝团”涌现， P2P和众筹等，都是一种新的金融模式。

新京报：有分析指出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难以称之为创新。

尹振涛：这要分两方面来看，如果说互联网金融没有创新，那是因为不管是P2P、众筹，还是各种“宝宝”产品，实质上都是投融资的机制，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实质。但是，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使用了与传统金融完全不同的渠道或技术，又可以称之为创新。

新京报：互联网金融需要监管吗？

尹振涛：这个问题应该分两个层面来回答。

一是，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因此，互联网金融仍然需要金融监管。

二是，出现了互联网金融，不一定要出台新的监管体系。其实，很多的互联网金融模式或产品，在目前的金融监管框架下，都能找到相应的归口部门。比如，在余额宝的运行机制背后，有银行监管、证券监管以及支付清算体系等监控。

三是，当然，由于互联网金融的特点，的确增加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需要重新安排或布局监管措施。

新京报：互联网金融增加了哪些监管难度？该如何监管？

尹振涛：互联网金融还处在发展中，今后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现在还不能做出判断。因此，我认为监管层要以肯定的态度为主，不要过度监管。

前一段时间有人建议监管部门出台一部互联网金融监管法案，我觉得这不合适。因为这个行业的前景尚未看到，怎么去监管呢？万一这部法律法规尚未正式出台，被监管的某种互联网金融产品已经不存在了呢？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同时，互联网金融有很多表现形式，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余额宝与P2P就不同，如果要监管的话，那么细则肯定不同。

针对P2P应强调“事前监管”

新京报：前段时间P2P企业出现跑路等现象，难道监管层要放任不管吗？

尹振涛：一些P2P企业吸储建立资金池，有违法行为，但是，P2P又确实解决了很多小企业的问题。因此，针对P2P监管问题，不能一棒子打死，而是应该规范其健康发展。而且应该强调事前监管，而不是等P2P企业老板跑了，监管部门才出面应对。

新京报：如何避免事后监管？

尹振涛：要在事前进行登记注册，包括数据统计和信息披露。比如，全国到底有多少家P2P企业？估计没人知道。其实，在设立P2P企业时，就要到相应的部门进行登记。同时，要明确规定哪些业务需要信息披露，这需要明确的界定和规矩。

互联网金融监管，要从制度框架上进行理顺，监管明确，就不会存在这类无人监管的问题了。互联网金融因为运行手段不同，且有的是在工商部门注册，有的是在金融监管部门备案，容易造成监管真空。往往没有发生危机的时候，监管机构之间推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发生烂摊子的时候，没有谁愿意管。

新京报：互联网金融要如何管？

尹振涛：互联网金融企业到底是一个金融机构，还是属于普通的工商企业，这是一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此，要对现有的互联网金融模式和特点进行归类，哪些由金融监管部门管理，哪些由别的部门管理，应该达成一致。

同时，不仅要发挥金融监管机构的作用，还要发挥地方金融主管部门的作用。监管权力已经下放到地方的，地方金融主管部门也要承担起一定的监管职能。

此外，从法律层面来看，很多案件事实上也可以完全通过法律体系予以解决，监管机构做好取证配合工作即可。

分业监管存在监管真空

新京报：为何中国金融监管是一行三会的模式？

尹振涛：中国以前是大一统监管模式，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逐步形成了当前的分业监管模式。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自然选择。

新京报：分业监管有何优势和劣势？

尹振涛：分业监管各管一摊事，更加专业。同时，监管的效率更高也更有针对性。但是，一行三会监管部门之间绝缘，也有利益纷争，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这个模式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分业监管存在监管真空和套利。对于一些新生的金融业态，由于部门分割，容易存在监管真空。另外，对于一些发展较好的行业或业务，监管机构也都想分一杯羹。比如，企业债市场的“九龙治水”现象。

新京报：该如何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

尹振涛：当出现部门利益之争的时候，就必须加强监管协调，包括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和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以免造成监管成本和效率低下。

新京报：如何加强监管协调？

尹振涛：目前，国务院已经批准设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但要真正实现分业监管下的协调，则必须成立一个实体部门，比如成立金融监管安全委员会。并且要有常设秘书处或实体机构，以及一套机制和运行的流程，才能真正发挥协调的作用。同时，金融监管要进行微调，逐步向功能监管方向倾斜。不以金融机构而是以金融行为为基础，确定监管主体。

新京报：能否举例说明？

尹振涛：比如企业债的发行。发改委是否该保留对企业债发行的审批权？我认为应该取消。接着该归银监会还是证监会审批，要根据不同的债券形式、市场流向，从功能上判断。

新京报记者 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