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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利用清辑《全唐文》

趣科技 2020-04-27 10:41:08 转载来源: 光明日报

清辑《全唐文》规模宏大,资料丰富,但不注录文出处,不列校勘记。在辑录文章、选择底本、汇校众本、甄别真伪、注明互见、辨析伪托及小传撰写等方面,均存在严重疏误

清辑全唐文》规模宏大,资料丰富,但不注录文出处,不列校勘记。在辑录文章、选择底本、汇校众本、甄别真伪、注明互见、辨析伪托及小传撰写等方面,均存在严重疏误。虽经多位名家补正,仍有许多遗憾。日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编全唐文研究》一书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唐文研究扎实推进了一大步。全书在资料辑集和考证论述上所下功夫极深,提供的新资料、新信息、新结论颇多。

断代文学全集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学界对其有强烈需求。但这种书问题也最多,编纂难度极大。书中涉及的人事、文章、作者极多极广,没有哪一位编者能完全掌握而不出错,而今人对此类总集的学术期待也极高,实际达到的水平与学界的期待往往形成巨大的反差。多部总集,在这样不尽如人意的状态下长期流行,人们迫切期待更新更好的总集出现。从清代编《全唐诗》《全唐文》到如今编的各朝各体总集,没有一部达到了令人满意的状态,清人编的两部唐代诗文全集问题尤多。清嘉庆时编的《全唐文》是一部和《全唐诗》齐名并行的大书,它将3000多位作者、20000多篇文章萃于一编,辑集相对完整,成为人们研究唐代文史最重要的参考书,在学界有很高的信用度。一般认为,《全唐文》编得比《全唐诗》好,这固然不错。但倘若以此为据,对此书加以无差别的对待,却是不科学的。此书存在的问题,尽管有劳格、岑仲勉、陈尚君诸家指正,但还是有相当多未能发现,至今影响人们对它的科学利用。有鉴于此,复旦大学中文系夏婧博士穷十年之力,写成《清编全唐文研究》一书,对清辑《全唐文》的编纂成书、文献构成详加探研,揭出了很多从前未能发现的问题,将唐文研究扎实推进了一大步。书中附有多种表格,指出《全唐文》的篇目来源、辑佚情况、文章重出、误收、伪托,可省读者翻检之劳。末尾的五个附录也重在辨伪辨重,考查篇目来源和用书情况,对人们使用《全唐文》也有指导作用。

诗文全集都出现较晚,性质属于文献辑佚,辑集是否全备、真实、科学,成为衡量其成败的关键。具体要看三点:一是搜辑全备,注明出处,讲求版本。二是辑录准确,备存佚文,甄别真伪,注明互见。三是体例科学,编次有序。具体做法应以辑佚为中心,配合辨伪、辨重、校勘、版本等手段,逐篇考辨,认真校录,尽可能使得所辑之书收录全备,文献真实,编排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可靠、可信、可用。以此铨衡,已有的诗文全集都有不足,《全唐文》尤甚。据夏婧此书第四章《编纂阙失》,编纂讹误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其一,收文取舍不当。误收其他朝代文60多篇,伪托之作50篇,均不可引作唐文。伪托属于有意造伪,性质尤为恶劣。收文上下限的界定也不严密,收录了部分撰写于隋唐之际的作品。文的概念不清晰,兼取专书和零残文句、问答之词、已收入《全唐诗》的诗序,凡此均不当收。传奇小说为单篇长文,但《全唐文》编者以内容定取舍,不是从文体着眼,不予收录。章咒偈颂形式押韵,但本非歌诗,乃文之一体,而亦不收,凡此均不妥当。

其二,篇目重出、互见,达150篇。以诏敕居多,盖因来源不同,文题不同,而以为两文,加以辑录。

其三,作者及小传疏误。一是作者小传叙述阙误,作者姓名讹脱衍倒。二是小传将同名之人事迹误合,小传所记与所辑文作者乃不同时期同名之两人。

其四,具体辑录问题。(1)篇题过长者加以删减,有损文献的真实完整。无篇题者自行拟题,但所拟或题不切文。(2)底本选择与录文完残。或据晚出文献辑文,所辑之文经过删省,未能得其原貌。石刻抑或据劣本,仅辑录其中一部分,非完文。出于种种原因,还删改底本或小注。辑录时,对叙述起讫、佚文断限失考,辑录无关内容,造成误文衍文。

其五,篇目失收。或因编撰观念不同,而导致取舍出入。或因用书及版本不佳,而造成篇目失载。或因披检不周,而失之交臂。三种情况合计,失收总数亦不少。虽经陈尚君等多家多年辑补,可补者仍多。

致误原因,主要是属于此项事业的开创阶段,缺乏成功经验,难免多有失败教训。加之编纂人员中熟悉唐代者无多,故而留下不少遗憾。其致误,或沿袭底本之误,或疏于考察,不重版本,或引据底本不同,或不明底本义例,种种原因,造成诸多篇目归属错误,或文献失收,文字失校,不可遽信。

《全唐文》疏误如此之多,构成几类最为严重的问题,妨碍人们科学利用,即使熟精唐代文献者,稍一不慎,都会出错。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资料的掌握就很重要。恰逢其时,夏婧此书应运而生。书中特别强调,在《全唐文》被更为可信的今人校订本取代之前,有甄别地使用原书是最重要的。

《全唐文》刊行已逾200年,但人们仍不清楚编纂过程、纂辑对象,不了解清人工作的文献基础,篇目来源。而不清楚辑佚的文献依据,也就无法确定校订工作的质量水平、录文的可信度和所辑文献价值。

《清编全唐文研究》一书即是针对上述问题而设计的。其成就特色,正在钩稽背景、展示过程、剖析细节上。对于像《全唐文》这样的构成复杂的大书,笼统谓其孰优孰劣是没有意义的,必须根据其内部各文的辑录、校勘、版本来作综合考量。《清编全唐文研究》做到了这一点,有很多人无我有的东西,所以可贵。从作者的研究看,《全唐文》的价值确实不能孤立看待,不能就书论书,而应从编纂过程去判断,看其辑佚是否全备、真实、科学,是否以最善之本为底本,校以他本及他书,博采众长,录文是否忠于原文,小传是否准确可靠。

针对《全唐文》不交代文献来源,不注明重出和异文,不太讲求版本的特点,《清编全唐文研究》一书努力做成一种还原式研究,追求对原书切实深入的理解。为此,一则钩稽史料,复现编纂过程。二则追溯来源,逐篇厘清,提供最早最直接的引文出处,在此基础上评判纂辑的取舍得失,甄别原书价值,揭示隐含的种种讹误和不当,为人们科学利用此书提供指导。书中第一章《全唐文编纂考》对清辑唐文的时代背景、成书经过、编校职责详加梳理。第二章《全唐文版本及编修档案考述》揭示出编纂底稿与校改档案等以往未曾注意,不为人知的文献材料。第三章《体例与编纂用书》从全书编次、文本汇校、按语考异、文字讳改、索引编制五方面着手,论其成败得失。其中特别有价值的工作,如指出清人在校录之际,利用《文苑英华》影宋抄本校订《英华》明本的得失,《全唐文》对四库本唐人别集的订补,《永乐大典》唐文辑佚的具体成果,都极具参考价值。第12页谈到,最初颁发的《全唐文》修书诏从学术出发,强调求全。嘉庆帝《御制序》则从政教出发,主张求善。求全可使文献搜罗无遗,求善则必据不能有伤风化原则,对认为不当收入之文径行删除或修改,从而导致辑文不全或文字不真。后面谈到,《全唐文》的底稿,是海宁陈氏遗书。成书于雍正乾隆间,仅就习见常行之书采摭为卷,唐人各集皆录从近代坊本,虽然底子不薄,规模过半,但是版本不好。第一章第二节对编刊经过的考述清晰简洁,结论确切。第三节编校人员再考察指出,编校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文颖馆初纂阶段,采用史馆编制,馆阁规章,四级职衔,从嘉庆十三年十月到十九年闰二月完成编纂,从中获悉前后任务、工作重点、人事变动、编修职责等从前并不清楚的情况,利用清代档案,官私记述,摸清了大量细节。其中做工作较多且成就较高的,一是阮元,任总阅。其间抄辑佚书、地图多种。徐松在馆虽仅一年余,但却辑书多种。胡敬所辑精审,作者小传多出其手。法式善在馆,阅书最多,资历最深,馆阁修书经验最丰富,起的作用较大。陈鸿犀原拟将制诰专列一门,希望能够确定各篇归属,不要笼统归入帝王名下,其例甚善,惜未采纳。第二阶段,扬州馆阶段。有职员近30人,主要任务是组织人力,校订刊刻。第二章第一节指出,《全唐文》的刊本并不复杂,主要就是嘉庆内府藏本和广雅书局光绪间据内府藏本重刻本。下面列出《全唐文》编修档案几种:(1)钞本《全唐文目》,与《全唐文》刊本出入颇多,其内容反映了内府重编所据的陈邦彦初辑本的篇目规模,文本则是重辑阶段使用的某个过录本,习见存文已悉行采入,过半规模业已奠定。但各篇源出不同,时有重复,未删并厘定文本。(2)《全唐文》编撰底稿两种:上图藏底稿七卷,存有大量校订批语,小传亦作不少修订,并对文献来源、改动依据多有讨论。但除小传外,成果多未体现于刊本。北大图书馆藏《全唐文》稿本,乃经多人批校之本,同样存有不少校改批语,小传也作了相应校补。同一卷往往经多人校改,涉及误文和避讳等,部分批语还能反映校订进程。(3)《全唐文》内府钞本,属于清廷初纂阶段的缮写进呈本,后交付扬州增补。(4)北大藏《全唐文》校档,主要是各式批校语,中有不少确当意见,惜未吸纳到刊本。从校档中用书情况及参校依据,可以找到部分文章的文献来源。(5)《全唐文》移篇删篇补篇目录,呈现从初纂到刊刻的多次调整改补。

根据这些,读者就能深入了解清辑唐文的细节,对其孰优孰劣、文献价值就心里有底了,意义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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